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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愚公毛泽东

时间:2021-01-30 01:35来源:未知 作者:网络 点击:
毛主席终其一生,都在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,不懈怠,不放弃,不言败。应该说,大部分的“移山”工程,他干的都很成功。年龄稍长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“帝国主义,封建主义,官僚
现代愚公毛泽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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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“愚公移山”是《列子.汤问》的一个著名典故,自从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题为《愚公移山》闭幕词之后,这个典故在中国逐渐变得家喻户晓,“愚公移山”从此也成为表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,不懈奋斗的精神特质的典型用语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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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,“愚公”其实正是毛主席的一种自况。毛主席终其一生,都在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,不懈怠,不放弃,不言败。应该说,大部分的“移山”工程,他干的都很成功。年龄稍长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“帝国主义,封建主义,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”等都曾经被成功地移除过。但最后一次“移山”工程,指的是WG,他却干的很不成功。在他去世之后,伴随着一次懦弱的政变,WG成了一场惨败。
 
      WG之所以失败,一个直接的原因是WG关于大民主的实验,威胁了干部/官僚阶层对权力的垄断,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本能的或有意识的抵制。其中标志性的事件,就是1967年的武汉“720事件”:受干部/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一部分部队,在明知毛主席坐镇武汉的情况下,仍然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,蓄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。毛主席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转往上海,用当事人王力的话说,毛主席蒙受了他成为党的领袖以来的空前耻辱。毛主席意识到WG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,而要靠多次才能达到,为避免迫在眼前的内战危机和全国彻底的无政府状态,被迫对WG的进程作出重大调整。
 
      而在我看来,这仍然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。根本的原因在于,毛主席当时所希望唤起的“上帝”——主要是工人阶级——对毛主席的“移山”工程是半信半疑的。
 
       在WG中,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,并不能决定整个WG的胜负,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,官僚既然成了WG的对象,因此WG的胜负就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态度。
 
      毛主席曾经发出过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”的号召,对工人阶级寄予厚望。表面上看起来,工人阶级也热烈地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,积极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“三结合”领导班子,并组织了“工宣队”进驻各“上层建筑”。但实际上,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,对WG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。
 
      在这个问题上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“起来”之后,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,即造反派和“保皇派”,陷入派性之争无法自拔。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,而且给了受到重创的干部/官僚阶层以整顿派性为名东山再起的借口。即使在毛主席明确发出了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,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”之后,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。在WG激烈复杂的政治博弈中,在干部/官僚无法动用军队、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群众的情况下,“保皇派”客观上扮演了干部/官僚近卫军的角色,成了“武斗”的主要挑起者。在“720事件”中冲锋在前,逼走毛主席的“百万雄师”,其基本成员正是工人。
 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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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保皇派的情况是这样,造反派的表现也非常令人失望。首先,造反派的组织严重不纯,有一些敌视红色政权的人,以响应WG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。其次,许多造反派个人主义、山头主义思想严重,眼睛里只有个人利益、山头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。即便是在WG搞得最好的上海,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。第三,由于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WG的意义,只是想通过WG来牟取个人利益,因此他们极力想垄断WG的解释权、话语权,于是就表现的唯我独革,唯我独左,把一切推向极端,结果败坏了文化革命的声誉,也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政治孤立的境地。
 
 
 
      今天,每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,都应该认真地总结WG失败的教训。
 
      在WG中,中国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工人阶级是WG前“十七年”体制的最大受益者——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,社会声望很好,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,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,既然一切都这么好,为什么要造反呢?
 
      但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的是,如果他们不能像毛主席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占领上层建筑,作为一种团结的、革命的力量直接掌握国家的管理权,则他们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会在一种名叫“改革”的历史进程中丧失殆尽。在这个意义上,说WG失败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成熟,并不为过。在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已经看到了,三千万工人的工作岗位,作为一种改制的代价,被轻易地“付出”了,工人阶级已沦为弱势群体。今后,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WG的失败,还将继续付出更多的代价。究竟伊于胡底现在还很难说,但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机会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 
     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,其实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:第一,愚公本人敢于向不可能挑战,挖山不止,永不放弃;第二,被感动“上帝”(即毛主席所指的人民)的倾情加入,这是“移山”成功的关键一环。但在WG这部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舞台上,愚公出现了,“上帝”半心半意的出现了一下,又很快退出了舞台。
 
      在“720事件”后,李讷及毛主席身边的人,都曾听到毛主席吟一句诗: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。开始李讷还以为毛主席是感叹被审查的王、关、戚等人,后来才意识到毛主席是在感叹他自己——很可能,“愚公”毛主席意识到,在这次“移山”工程中,他无法彻底感动他的“上帝”了,“移山”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复,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,“移山”都无法实现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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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愚公毛泽东的努力
 
      W化大G命可以说是“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”的一次伟大的尝试,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,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人民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。概括来说,WG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:
 
 
      一是人民群众拥有了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的权利。
 
      这一束称为“四大自由”的权利核心是张贴大字报的自由。大字报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,无论是地位、财产、文化水平等,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。在“四大自由”被发明以前,表达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。一个普通群众,如果既不是干部又不是记者,既不是教授又不是研究员,那么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电台发表谈话,是极其困难的。而“四大自由”的出现使得即便是最底层的群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,直接行使表达权,他们因此拥有了监督精英阶层的有效舆论/政治手段。这种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,“四大自由”的出现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。
 
      今天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,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。在互联网上,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,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。我们不能想象,取消了互联网,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?所以我认为,凡是热爱互联网的人,都应该对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等四大自由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载有“大鸣,大放,大字报,大辩论”等四大自由权的1975年《宪法》,是人类历史上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,它超越了《拿破仑法典》,也超越了被中国精英视为圣物的“五月花号文件”。
 
      用“四大自由”的手段对干部/官僚进行监督,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有些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,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。但事实上,由于劳动群众和干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,所以“举证责任倒置”就成了群众监督干部时的一种必然选择。而官员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,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。一味强调“谁主张,谁举证”,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干部/官僚集团。
 
 
 
     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。
 
     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,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。从奴隶时代开始,统治精英在总人口中总是居于少数,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,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,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。
 
      从某种程度上说,在WG时期,尤其是初期的三年,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:不用申请,也不用注册,几个人一商量,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。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,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,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人民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。
 
      WG的群众组织,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“士兵委员会”。如果假以时日,它定能成长人民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发育自身的政治主体性、训练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组织形式,并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“对一切事务管理权”的主要平台。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“社会”二字名至实归,为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“小政府,大社会”国家创造条件。
 
 
 
      三是创立了劳动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“革命委员会”制。
 
      革命委员会是W化大G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,简称革委会。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,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,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,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,几天后在毛主席的建议下,改名为“革命委员会”。在WG中,全国各级政权,从省一级到工厂、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。
 
     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方式,取消党和政府的分别,合为一体。人员采取“三结合”方式,即包括能够正确对待WG的“革命领导干部”,群众组织代表,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。在这种机构中,干部由于熟悉业务,一般负责日常业务,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,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。
 
      “革命委员会”可以说是毛主席在“批注与谈话”中谈到的“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”的具体化。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,都有来自人民群众的新鲜血液,人民群众也开始通过这种形式直接行使对国家、企业、文化机构等的管理权。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,也有陈永贵、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的工农干部。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群众,蜕变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精英,毛主席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,专门制定了“三三制”的原则,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,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工作,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。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,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。
 
      总之,WG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,如果说WG有什么问题的话,那就是它失败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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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如何面对愚公毛泽东的遗产
 
      WG不是败于1976年,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“彻底否定”,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。从那时起,WG被迫偏离了它原来的目标,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。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人民民主,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权利的机会,至少暂时地失去了。
 
      已经“运去”的毛主席,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,实现民主的希望,被推向遥远的将来。WG的主观条件是成熟的,因为毛主席是清醒的,知道自己的目标。但WG的客观条件是不成熟的,因为干部/官僚阶层的“红色”犹在,“上帝”/工人阶级对毛主席的努力将信将疑,WG因此不可避免地失败了。
 
      但尽管如此,毛主席却已经证明,建立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民主社会是完全可有能的,后人所要做的,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。
 
      WG是毛主席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,人类的社会要进步,必然需要重新审视和继承伟人的愚公移山精神!
 
     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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